米高扬是用化名安德烈耶夫来中国的，也是用这个名字签发在中国期间发回国内的电报的。这样做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以防走漏苏联代表已经到达中国的消息。
1949年1月26日，米高扬从莫斯科动身，一路飞到旅顺口，再飞到石家庄。1月30日凌晨，乘坐解放军缴获的美式吉普车，赶了将近170公里的路，于中午来到了中共中央当时所在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在门口迎接他们，然后在会客室举行了一般性的会谈。
首先，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祝愿中国革命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接着呈上斯大林赠送毛泽东的礼物——一身毛料。
米高扬介绍来意说，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都由斯大林决定。米高扬还说，我们只是带着两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
来到西柏坡的当天，毛泽东就和米高扬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谈话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以谦虚的口吻表示：“中国远远落后俄国，我们是一些水平不高的马克思主义者，犯过很多错误，如果用俄国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米高扬急忙回答说：“这些话多半只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谦虚，但我不能同意，作为水平不高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在中国领导20年的内战并取得胜利的。”
之后，双方开始各自介绍本国的一般情况和世界各大洲的局势，并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分析和估计，彼此交换了看法。
第二天正式会谈，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偶尔插话，作些解释。毛泽东一连谈了三个整天，即2月1日、2日、3日。
毛泽东在这三天里主要谈了三个问题。
一是胜利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义等等的明确化、具体化，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我党已思考过。首先，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其次是它的组成、它的成员问题。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政府。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各色各样的民主党派，有的已同我们合作多年了。虽然他们的力量都不算强大，人数也不多，他们在工农群众中或武装力量中没有什么影响；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这样的一种联合性质的政权，能合得来，能步调一致么？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工作方法与制度问题。一方面，制度、秩序可以逐渐建立、完善、健全起来，工作方法也可以在工作中逐渐协调和改进。工作中的矛盾、磨擦一定会有的，但也一定可以克服和改善。总之，将来政府的组成大概就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新政权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二是胜利后接踵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战争一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这不是发出几个口号，几次号召，或作出几项决定就可以完成任务的，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我们正在研究苏联经历的两次（指十月革命成功后与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恢复工作的经验，作为参考和借鉴。中国有5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和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拥有最强大、最可靠的战无不胜的雄厚力量。我们的工、青、妇组织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生产建设中也将会发挥更充分、更伟大的作用。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群众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至于现成的组织形式，工人阶级有职工代表大会；妇女有妇女联合会；而青年，这个几乎占全国近半数人口的群众类型，除青年团那样的组织形式外，恐怕还得建立发展其它类型的组织，如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组织形式等。
期间，对青年这个问题，米高扬插话说，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层的力量？是否会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磨擦？为了便于对青年们的组织、安排和领导，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就行了？
毛泽东不高兴地说，中国青年人口总数有一亿多，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圈起来？圈起来怎么做工作？对青年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自然，也要保证它们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
米高扬急忙声明，他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权力发表意见。此后，米高扬再也没有插过话。
三是军队问题。毛泽东说，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得很快，除解放区的青年踊跃参军外，我们还大批大批地收编和改造俘虏人员，缴获的武器、物资也不少。现代战争的人力、物力补充主要来源靠前线。解放军本身也需要逐步现代化。目前，解放军除完成作战任务外，还得驻守解放区和城市，维护治安、剿匪等，并在条件许可下进行生产自给，改善生活。将来中国无需维持过于庞大的军力，而应实行寓兵于民的方针。
毛泽东指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我们的解放战争正在胜利声中向前发展，到目前为止，尚未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涉和阻拦。小的冲突是有过好几次的。例如：天津城外某地、山东青岛市附近都发生过冲突。那都是他们逃之夭夭，索性撤走了。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队、军用物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剩余物资）大量供应给蒋军，指望这些饭桶发生作用。其它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也没有能力来冒险。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这个形势，在往昔，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毛泽东还讲了国际关系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他形象地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进门的说法做了譬喻。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首先不承认国民党时代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势力和影响，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关系；就是要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以免他们“钻进来”利用在华特权和影响对新生的共和国进行捣乱破坏。对此，毛泽东曾经这样解释道，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屋子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因此，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地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但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人进来。
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在政治上强迫中国与其签订了大量的卖国条约，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占有大量租界；军事上享有驻军权、内河航行权；经济上享有自由经营权、海关管理权、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掠夺了大量赔款；文化宗教方面兴办了大量的学校、宗教团体、报纸、通讯社等等，以此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侵略，把中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
帝国主义同我们国家之间是有几笔大账要算的。第一是他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必须全部彻底废除。第二是他们欠我国的一切债务和款项必须偿还。第三是帝国主义的武装部队、警察等必须撤离中国。至于侨民居留问题，则按一般外侨居留办法和国际惯例来处理。帝国主义分子历来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对他们也得教训教训，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后来在《共同纲领》中便写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开始着手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工作。这是继续完成民族革命的一个必然步骤，是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也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面。
毛泽东还谈到了党的民族政策、土改政策及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如王明、李立三这些犯有路线错误、给党造成巨大损失的同志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这一点给米高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米高扬来华参加“八大”时，专门提到当他向斯大林汇报这点时，斯大林没有表态。
在2月1日的会谈中，周恩来提出了苏联大使为什么随同国民党政府南迁这个颇为敏感的问题。苏联大使为什么要遵从南京政府的建议，随同南京政府迁往广州？这个问题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新形势下格外引人注目。1月18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南迁，要求各国使馆同往广州时，即使是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使，都拒绝了这一建议，而苏联大使却随之前往，给人们的印象似乎苏联对国民党政权的继续存在还颇具信心。苏联大使的这一行动不能不让中共中央感到难以理解。当周恩来提出这个问题时，米高扬看来毫无准备，其解释的理由十分牵强。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目前中国只有一个我国派驻使节的政府。这位使节把使馆的一部分留在南京，而本人与中国政府一起迁往广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其实，这不仅不会损害我们的共同事业，相反会有助于这项事业的发展。”
2月3日，刘少奇与米高扬进行会谈。这次会谈着重于新中国建国以后的若干重大政策性问题。比如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如何引导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何时全面实现国有化的问题，等等。刘少奇表示：“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我们政策的基本问题。”而党内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右的和“左”的两种倾向。一些人认为，应该尽力发展并依靠资本主义。这是对资本主义因素的让步，向资本主义投降。另有一些人“左”倾、盲动，急于建设社会主义。胃口过大，结果必然损害工农联盟。他说明：“我们将坚决同这些倾向作斗争，同时也请苏联在这方面给我们提出意见。”但他估计：“全面向资本主义势力发起进攻，要等上10至15年的时间，那时我们才能着手将工商企业收归国有，从而加速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
米高扬对此表示赞成。他说明，莫斯科的意见是，目前还谈不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问题，最好是彻底了解它，待政权完全巩固之后再来提这个问题。
3日当天，与刘少奇谈过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全体会见了米高扬。在这次会谈中，米高扬小心地提起了莫斯科方面关于中共中央有人泄密的猜测。说本来美、英、法等国同意在国共之间调停，后来不知何故得知了苏联和中共反对外国调停的消息，他们就立刻改变了态度，抢先一步拒绝了调停。“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抓好保密工作，并注意中共周围的人中，是否有不可靠者会把情况传美国那里。”
毛泽东对此断然否认。他解释说，类似这样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与莫斯科的来往函电，一般只有几位书记处成员和翻译师哲，以及苏方联络员阿洛夫几个人知道，这些人都十分可靠，不可能泄密。据他所知，英美人士早在得知中苏两党的态度之前，就公开报道说苏联和中共将会反对调停。
米高扬说，这在当时还仅仅是英美舆论界的一种猜测。而美国等国家的政府则在得到有关我们的确切态度之后，才急着表示拒绝调停的。
据米高扬当天的电报称，毛泽东反复说不存在中共人士泄密的可能性。
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接着前三天的谈话内容继续与米高扬会谈。毛泽东首先表示了对苏联援助的感谢。但他同时表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局部利益应该服从全局利益。我们请求苏联援助的时候，总是考虑到这一点。比如说，假使苏联不能提供什么东西，那我们也不会抱怨。”
5日的谈话显示，毛泽东多少有些怀疑北部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与苏联的支持有关。
毛泽东提出，新疆伊犁地区正在发生独立运动，在那里搞独立的并不是乌鲁木齐的政府，而是当地的共产党组织。而1945年他在重庆同白崇禧见面时，白曾告诉他说，伊犁的地方起义者拥有苏制的高射炮、坦克和飞机。
米高扬马上解释说，苏联不赞同新疆少数民族搞独立运动，苏联对新疆也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新疆本来就是、也应该是在中国的版图之内。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内外蒙古的统一呢？毛泽东问。
米高扬回答说，我们不支持内外蒙古的统一，因为这会使中国丧失很大一块领土。毛泽东说，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统一起来，重新回到中国的版图里来。
得到米高扬电报的斯大林当晚打来电报，明确告诫毛泽东不要设想把外蒙古重新归入中国版图。电报说，外蒙古的领导人主张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人和外蒙古联合起来，在独立的旗帜下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虽然并不威胁苏联的利益，但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出一大块领土。我们认为，即使所有的蒙古人联合为一个自治单位，外蒙古也不会为了在中国政府的版图内实行自治而放弃独立。不言而喻，这件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古。
毛泽东得到电报后才表示，中共将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了。
这几天讨论的另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关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问题。据米高扬给莫斯科的电报介绍说，他说明苏联方面对条约中有关旅顺口及中东铁路的协定的基本看法。他解释说，苏联认为苏中关于旅顺口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当时签订这个协定是为了阻止国民党同日本和美国勾结反对苏联，也是为了中国的解放运动。事实证明，这个条款给解放战争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但是，现在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掌权，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只要同日本罢战言和，就取消这个不平等的协定，并从旅顺港撤出苏联军队。如果中共认为立即撤军是适宜的，那么，苏联现在就可以这么做。至于中东铁路的协定，苏联不认为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罗斯出资建成的。当然，可能在这个协定里，对苏联方面的原则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对此苏联方面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它。
毛泽东和在座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听了米高扬的话之后，都颇感惊讶。他们纷纷表示，恐怕不能马上从辽东撤出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基地。毛泽东认为，撤军问题应该等到中国粉碎了反动势力，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了外国资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时再来考虑。一句话，等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
2月2日，会谈讨论了苏联在中国军事工业以及其他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中方参加者为朱德和任弼时。据米高扬当天的电报说：“任弼时强调，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中，他们尤其重视东北的重要作用，力争把它变成中国的国防基地。东北应该能够生产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他同时指出，他们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开发，并列举了提供帮助的以下几种方式：（1）苏中经济联合体。（2）苏联贷款。（3）由苏联办租让企业。任弼时说，开采沈阳、锦州和热河省的稀有矿藏，如铀、镁、钼和铝，需要苏联的帮助。过去日本从中国掠夺了1吨铀矿。如果苏联对这些矿藏感兴趣，可以考虑合作开发或请苏联来办专门的租让企业。任弼时指出，东北的工业开发需要高水平的专家。在鞍山钢铁公司，他们不得不聘用日本专家。因此，任弼时请求苏联向中国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专家。”
毛泽东继续主持了最后两天的会谈，即6日和7日的会谈。会谈又回到了苏联援助的话题。在前一天，毛泽东曾特别提到苏联红军对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援助，说明苏方提供的日式武器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制造的武器具有巨大作用。不过，他抱歉地说，可惜苏制武器在入关后不能不下令全部上缴了，让部队换成缴获的美式装备，因为“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6日的谈话中，他在提到中共需要3亿美元贷款、3000辆汽车，以及各种必要的物资、机器、石油产品和造币用的银子等援助时，又再度表示了歉意。他解释说：“迄今为止，我们得到的武器都是无偿的，我们明白，苏联的武器生产中包含着苏联工人的有偿劳动。”“我们需要3亿美元，我们不知道，你们能否提供这个数目，是少还是多。但是，如果你们不给，我们也不会埋怨什么。”“如果苏联方面可以提供这笔贷款，希望能够从1949年起在三年内分期提供，中国会连本带息如数归还。”
对西柏坡的这次秘密访问给了米高扬很深的印象。他在7日晚上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总结说，必须指出，与我交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党务、农民及整体经济问题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很有自信。
他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特别提出：为什么在中共规定的干部必读书中，没有一本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不同意毛泽东自谦的说法：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多少创造。他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并不是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充分考虑并结合了中国特点和具体条件的基础上加以运用的。因此，中国革命有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特点，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本身就非常重要。它的总结至少对亚洲国家革命运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当然，米高扬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长达8天的谈话之后，也发觉他们对生产业务知识了解不多，对工业、交通、银行的概念比较模糊。他们的经济设想还比较空泛，甚至对准备接收的作为国家经济支柱部门的大银行、大工业，还没有提出具体的计划。
因此，他建议中共领导人向莫斯科提出更具体的资料，说明需要，写明准备从苏联方面获得何种相应的帮助。双方为此商定，过一段时间派一个专门代表团到苏联去，具体讨论各项重大政策问题以及建国前必然要遇到的其他问题，同时签订贷款协议。
2月8日凌晨，米高扬结束了这次访问，又秘密地从原路返回了莫斯科。据师哲回忆，米高扬初来时本来做好了消息被泄漏的准备，他甚至断言：“我看明后天我就会在路透社或美联社或其他什么通讯社的新闻消息中出现。”但是，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很多年以后，有关他的这次秘密访问也始终不为人所知。事实上，米高扬此行在中苏关系的历史上是相当重要的。
章节错误，点此报送，报送后维护人员会在两分钟内校正章节内容，请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