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惠公听说后，也派人到洛邑，请用校椅之礼，这也是属于僭越，所以周平王拒绝了。天子不允许，鲁国就自己搞，鲁惠公还扬言：“我祖上周公有大功于王室，礼乐都是我祖上制定，做子孙的用一用太正常不过了。天子不能禁止秦国，又怎么能禁得住我鲁国呢？”周平王知道了，也不多问。
作为礼仪之邦的诸姬之长尚且如此，其他诸侯可想而知，漠视王室之事比比皆是，不过真正全面挑战王室权威的是却大周最年轻的诸侯国——郑国。
~~桓公寄孥~~
郑国，建立于公元前806年，最初立国于在棫林，大于在今天陕西凤翔南，不久迁至拾地，大约在今天陕西华县一带，目的就是拱卫镐京。“郑”字在卜辞中写作“奠”，右耳旁是成为地名后加上的，其原型是“邑”字（同理，郐、郯、邺、邢、邓，其右耳旁都是从邑字化生而出，表示地名。而左耳旁则是由“阜”字变形而出，表示地势或升降），“奠”就是祭祀的酒器，也表示祭祀的行为，所以时至今日“郑”字除了作为地名以及姓氏之外，仅有的含义就是严肃庄重了。郑国始封国君就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异母弟弟王子友，因为郑国为伯爵，故王子友也称郑伯友，因为谥号为“桓”，故又称郑桓公，在前文我们已经与他打过照面。
在前文，我们见识了郑桓公的赤胆忠心，事实上他同时也是一位极度务实的人，对本国事务更为上心。周幽王即位后朝政怠废，敏感的郑桓公感到大周早晚会发生变故，就决定将郑国整体搬离此处，不过究竟搬到哪里，郑桓公一直拿不定主意，所以他决定请教高人。“看样子王室将要发生变故，我担心郑国会受到波及，您认为有什么地方可以避开灾难？”
“只有洛水以东，黄河济水以南可以安居。”伯阳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就是郑桓公要请教的高人，“这一地域处在嵩山和箕山东方，郑国如果搬到这里，就可以背靠高山，向东向南扩张了！”
可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那里可是虢国和郐国所在呀？”郑桓公惊异道。
伯阳父说：“虢国、郐国国君贪婪好利，国人与他们离心离德，您是大周司徒，深受民众爱戴，如果请求住在那里，两国国君看到您正掌权，就会轻易地分给您土地，到时候，两国子民都将成为您的子民。”
郑桓公问：“若迁到南方或者西方怎么样？”郑桓公说的南方是周朝势力的南部边缘地带——江汉平原，那里土地肥沃，适宜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通过江汉平原向南扩张，侵吞那些蛮夷国家的土地总比占领虢国、郐国这样的正统诸侯国要“正义”的多。至于北方，那是狄人的势力范围，郑桓公不会考虑的。
伯阳父摇摇头：“大周将要衰落，楚国必定崛起，这对郑国不利；至于西方，那里的人性格贪婪，不是久居之地！”伯阳父还特别提到秦国、齐国、晋国将和楚国一起成为未来兴盛的国家。
如果这段对话不是后人杜撰的话，那么伯阳父就是西周末期最先关注到地缘优势在国家战略中特殊意义。齐秦晋楚这些“边缘”的国家，看似有着距离中央王朝遥远的劣势，实际上却蕴含着巨大的机遇，即可以向更远的边缘扩张疆土，吞并、整合局部势力，完成小范围的统一，随着王室衰落，这些国家就可以凭借积累的优势插手甚至主导中原事务。
鉴于郑国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最终陷于北晋南楚两强的夹击，不少人认为伯阳父对于郑国的迁徙建议只能算是短线打算，而缺乏长期的战略眼光。如果当初郑国能够迁至江汉平原，或许它将代替楚国成为南国霸主。
笔者认为这过于想当然了，边缘国家确有这样的优势，但请注意，是可能做到而不是一定做到，更多的边缘国家其实是充当了这四大国的垫脚石的。就像游戏设置中的那样，四大国“打怪升级”，这些“怪”就是一个个其他的边缘国家。
所以，郑国作为一个战略转移的国家，如果在实力未得到提升前就贸然搬迁至江汉平原，它的结局是会打“怪”升级呢，还是作为“怪”被别人打，为别人升级呢？
显然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或许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继续留在原地，保留边缘国家的身份，进而在渭水平原扩张，若能得以熬过困难期，或许郑国将有机会破茧成蝶。这种可能性甚至不会小，毕竟依靠着本土的基础经营和天子叔父的正统身份，更容易取得道义的制高点。试想如果当初郑国留在陕西，那周平王对收复岐丰之地的承诺还会落到秦国的身上么？
但是这就要面对郑桓公所忧虑的那些隐患了。
而郑桓公早已将这一个选择排除了。
所以郑桓公听取了伯阳父的意见后，请求周幽王将郑国向东迁移，得到幽王同意后，郑桓公让世子掘突带上礼物行贿虢、郐两国，果然如伯阳父所料，这两国国君贪图贿赂，又忌惮郑桓公位高权重，就同意各献出五座城池，郑桓公就将家属与重要财产安置在虢郐两国之间的京城（城邑名字，大约在今天河南荥阳），打下了郑国在东方建国的基础，这一事件被称作桓公寄孥。
郑桓公终究没有逃过预料的那场灾难，为国捐躯。世子掘突即位，即郑武公。郑武公同时还继承了郑桓公的中央职务以及向东扩展的战略，他趁着大周动乱，借助护送周平王东迁的机会高举尊王大旗图谋虢国和郐国。在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769年，郑武公就用反间之计，灭掉了郐国。即位的第四年，他又趁着周平王巡视虢国防务之际灭掉了虢国，然后横扫周边的鄢、蔽、补、丹、依、弢、历、莘八个城邑。鸠占鹊巢，郑武公将旧部从陕西全部迁至河南，又扩建了寄孥所在的京城，并设制邑，新兴的郑国踏上了强国之路。
为了尽快提升国家实力，郑武公提出了解放“商人”的大口号。周武王灭商之后，商朝后裔不少沦为奴隶，世代受人驱使，实际上商人中多有善于技艺善于经商者，郑武公看到了他们是建设国家的一股潜在力量，就恢复了他们的自由，让他们开发滩涂荒地，扩建城池要塞。
到郑武公八年，郑国又灭掉了胡国。胡国位于今天河南漯河郾城区和舞阳县一带。为了放松胡国的警惕，郑武公先把自己的女儿（有一说是妹妹）嫁给胡国国君，并且询问群臣郑国要拓展疆域，应该讨伐哪个国家？大夫关其思回答应该讨伐胡国。结果郑武公杀死了关其思，理由是胡国乃姻亲之国，岂可讨伐？胡国国君听说此事后就认为郑国会对其友好，遂不加设防，结果被郑军突袭做了亡国之君。
郑武公的扩张太过迅速了，基本实现了郑国当初“前华后河，左洛右济，住芣、騩而食溱、洧”的大战略，其势力范围已经渗透到洛邑周边，这让周平王对其动机产生了警惕，他决定对郑国发出警告，他要求收回当年赐给郑国的土地。郑武公为了掩饰野心，不得已让出了制邑以西的土地，并将都城迁到郐地（今天河南新密境内），着力向东南发展。
周平王当然也没有把郑国怎么样，毕竟郑国担负着拱卫京畿的重任，而且郑武公还是周平王的至亲，周平王得叫郑武公叔叔，这是从父系来讲，要从母系讲他还是平王的姨夫，郑武公在位的第十个年头，他迎娶了申侯的小女儿也就是周平王的小姨妈为夫人。申国为姜姓，故郑武公夫人被称作申姜，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夫谥+姓的方式称她为武姜。
申姜这人有个特点——偏执，比如她对两个儿子的态度。
在嫁给郑武公的第四年，申姜诞下一子，这个孩子胎位不顺，属于胎位中的足先露，出生时难产，申姜差点把命丢了才把儿子生出来。因此这孩子得了个名字叫寤生，表示不是顺生，也可解释为忤逆而生。不知道是感觉不吉利还是有其他原因，申姜很不喜欢这个孩子，一向没好脸色给他，“恶之”。
又过了三年，次子出生了，这个孩子是顺产，取名叫做段。公子段长得一表人才，《国风.郑风》中有一首诗歌《太叔于田》描述的就是青年公子段的矫健勇武，飒爽英姿。申姜对这个顺生的儿子很是喜欢，宠爱得不得了，寤生则更被母亲所嫌弃。知道的说寤生是亲生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充话费送的。
申姜的差别对待深深地影响了两个孩子，他们养成了截然不同的个性，少年段性格飞扬，而少年寤生沉静寡言，在母亲的面前更是唯唯诺诺，从不多言。
好在寤生有一个好父亲，郑武公对他十分欣赏，他看得出长子沉静性格下暗藏着过人的心智和决断，他把寤生带着自己身边，让他熟悉政务，教他行军布阵。
随着年岁的增长，一个危险逼近了寤生。
一天，申姜在像往常一样夸公子段是多么好多么棒多么优秀之后，忽然话锋一转，跟郑武公提议应该立段为世子，这么优秀的儿子“岂不胜寤生十倍”。
想不到夫人竟然有此心思，郑武公看了申姜一眼，然后他拒绝了，“长幼有序，绝不可乱，何况寤生并没有过错！”作为出色的政治家，郑武公太明白两个儿子的能力，也明白夫人的个性，所以自己必须早做定夺，打消她这个的念头。没过多久，郑武公在朝会上公开宣布立寤生为世子，并且把一部分政事交给寤生处理，还带着他到洛邑履职。
而公子段则被赐予一小块封邑。
申姜知道后很不高兴，可也没有办法。
不过，她不会善罢甘休的。
公元前744年，郑武公去世了，十五岁的寤生即位，史称郑庄公，同时他还继承了父亲的大周卿士之职。
郑武公的丧期刚结束，申姜就约见了大儿子，“你继承了你父亲的爵位，掌管整个国家，何等的风光！你怎么忍心同胞兄弟只能在小小的封地容身？”
面对母亲地质问，郑庄公低下了头，“母亲说怎么办吧，一切听您的安排。”
申姜说：“依我说就把制邑封给段！”制邑，在荥阳西北，是标准的战略要地。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三英战吕布的故事，就是发生在那里，不过那时制邑已经被称作虎牢了。
郑庄公缓缓抬起头，拒绝了母亲：“制邑关系到郑国国家安危，父亲在世时说过不许分封，再说之前虢叔（指的是东虢国君）就是死在那里，也不吉利。除此之外，别的地方都可以。”
“制邑不行，那就把京城封给他吧！”申姜冷笑着提出了条件。我想这才是她的目的，她明白长子的心思，所以先是抛出制邑，这就叫欲擒故纵。因为京城是郑国宗庙所在地，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比及制邑更甚，而且因为当年郑武公为了尽快在虢国郐国之间立足，他所设计的京城建设规模比国都还要大。数百年后，秦国统一天下改制郡县，将京城降为京县，但是京城实在太大了，远远超过县制的规格，以至于秦人不得不在城中筑起一道高墙，将之一分为二。
让段掌管京城，那郑国岂不是要分裂了？郑庄公又低下了头，没有接申姜的话。
“你要还不愿意，就把段驱逐出郑国，让他到别处讨活路！”申姜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郑庄公唯唯诺诺不敢言。
第二天朝堂之上，郑庄公突然宣布，准备将京城封给段。
朝堂一片哗然，反对声此起彼伏。
郑庄公似乎不为所动：“母亲的命令，我也不敢拒绝。”
朝会结束，大夫们还在议论，祭足却先行一步，他要私下拜见郑庄公。
在周朝贵族阶层中，周天子是最高级的，然后诸侯，之下还有大夫、士，其中大夫分为两级，即上大夫、下大夫，上大夫也可单独称为卿，不过到了后来卿也开始分级别了，在这一点上列国又各有不同，在后文中我们会具体提到；士分为三级，即上士、中士、下士。
在等级森严的彼时，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学习文化修习礼仪，所以士大夫阶层是天子和诸侯执政的基础，他们要用自己的文化知识为国家服务，为君主效力。而且在彼时的理念中，士大夫阶层还要有高尚的道德，洁身自好，不贪不佞，以天下之忧为己忧，如钱穆先生所说：“其人虽都是当时的贵族，但已成为将来中国典型学者之原始模样。他们的知识对象，已能超出天鬼神道之迷信，摆脱传统宗教气，而转重人文精神，以历史性世界性，在当时为国际性社会性为出发点。专在人生本位上讲求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而推演到政治设施，决不纯粹以当时贵族阶级自身之狭隘观念自限。”在春秋的语境中，“士”和“君子”基本上是同义词，是临危不乱、行事磊落、坦荡无私的代名词。所以放眼纷扰的春秋战国时代，我们固然会看到遍地的阴谋诡计、尔虞我诈，但也会看到无数深具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的士大夫们以民为本兼爱天下的普世情怀、敢言直谏秉笔直书的铮铮铁骨和坚守礼仪又挥洒自如君子之风。
在士大夫阶层中，士是贵族阶层的最低一级，是有资格担任低级官员的，士再往下就是平民了，之下则是奴隶。虽然士在官僚体系中地位不高，但却是官僚金字塔的基座，在周朝统治阶层的政治待遇名单中，士都列入其中，如按照制度，天子有七庙，诸侯有五庙，大夫有三庙，士有一庙，这是上承夏、商两朝的礼仪制度。
卿大夫阶层则可以担任高级官职，辅佐君主进行统治。他们是君主的臣子，但他们同时又有自己独立的封邑，在这个封邑内，他们是宗主，掌控着封邑内的军政大权，并对国君有纳贡赋和服役义务。在春秋时代，国君不会轻易诛杀卿大夫，这除了受到礼制的约束外，也与卿大夫拥有自治的封邑和军队，一个世卿的背后常是一个强盛的家族有关。不过这种情况到战国时代有所变化，不同于春秋时代的卿大夫多由宗亲分封而来，且其卿大夫之位和封邑可以世袭，到了战国时代，卿大夫演变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职位或爵位，很多不再是靠宗亲分封，而是由士阶层靠着才能升上来的，其职位封邑一般不能世袭。再往后，皇权制集中，卿大夫权力再被弱化，世族阶层渐渐退化，春秋特色的君臣关系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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